地方文库研讨会现场
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在全国首次举行地方文库联展及研讨会，集中呈现全国各地出版的地方文库成果，集群研讨地方文库发展路径及方向。8月29日，孔学堂书博会举行地方文库研讨会，《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关学文库》总编辑刘学智、《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朱汉民、《荆楚文库》编辑部主任周百义、《遵义丛书》副主编曾祥铣等出现在高章典册上的名字，齐聚孔学堂，围绕“九州聚珍·美美与共”的主题，就地方文库编纂的现状、地方文库数字化转化和文化传播的路径等问题展开经验交流。
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新世纪以来，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各省市纷纷编纂出版了本省的大型文献丛书。尽揽巴蜀人文精神的《巴蜀全书》、延续关学精神的《关学文库》、聚集楚天湘地精神灵气的《湖湘文库》、承荆襄文明铸当代湖北文脉士气的《荆楚文库》、深入探究诠释巴渝历史与民风的《巴渝文库》、探索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新方式的《广州大典》、囊括贵州地域精品力作的经典集成《贵州文库》、录古今遵义地域珍本文献的《遵义丛书》等地方文库的问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
研讨会倡议成立地方文库编辑出版协作体，用更加开放进取的眼光审视区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通过构建地方文库出版开放性平台，推进地方文库项目间交流合作，实现各地地方文库编辑出版工作资源共享、人才共享、协同发展。
一、贵州：挟长补短并驾齐驱
“和周边的省份相比，贵州建省也晚，是文献的小省。但贵州文献承载的贵州文化精神，却并不薄弱。”研讨会上，《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先生率先发言。他说，有一群人在黔地这片土地上活出了精神气，这是不应忘记、值得传承的。
顾久提到了贵州乡贤丁宝桢及其《丁文诚公家信》，说丁宝桢不仅是一位能吏，改革川黔盐*，成效显著，提倡洋务运动，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而且更是一名清官，另一方面，从丁宝桢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到出。《丁文诚公家信》是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信，信中丁宝桢常告诫儿子，即使家中再缺钱粮，也“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做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家贫无法入殓，还是靠乡人“众筹”下葬。“一批像丁宝桢的贵州先贤，走出大山，心怀家国，体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温度和厚度。”他说。
在顾久看来，贵州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挖掘，则有赖于乡邦文献进一步的整理。他回忆了民国《黔南丛书》《贵州通志》的主持者任可澄在修志修书的艰难历程。“任可澄编印《黔南丛书》，其目的是想与中原比较，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而可以‘挟长补短’。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与此同时，任可澄还说，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人应该站出来，争取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顾久先生将贵州先贤任可澄“挟长补短并驾齐驱”的八字精神，当作《贵州文库》的修撰方向。
年3月启动的《贵州文库》，是贵州建省六百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被视为一部“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的大型文献集成，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少数民族文献，还有汉译外国贵州研究著作。打造的标准只有一个：回望前六百年，不负先贤；展望后一百年，无愧后人。“系统整理贵州建省六百年来历史文化文献资源，形成本地古籍文献经典集成，我们不能等到一百年后被人诟病。”顾久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
《贵州文库》第二批图书书封
“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年，《遵义文丛》的动议刚刚提出来时，相关的负责人统计了如下一组数据：“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记载，遵义从古至清代，共有各类著述种，仅明清时期，就有经部67种，史部种，子部71种，集部种，合计种，占贵州全省同期总数的四分之一。清代中后期形成的‘三滩文化’的郑、莫、黎三氏，21位作者有著述种，其中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达63种。”由此可见遵义文化的分量。三年后，《遵义文丛》正式立项，这是遵义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整理古籍资料。年8月，《遵义丛书》出版，最终成书卷，影印古籍文献种，撰写古籍内容提要篇，存目46种，丛书品种丰富多样，不乏珍贵刻本、稿本、钞本、批校本，集遵义历代著述之大成。
二、全国:九州聚珍美美与共
“文化是民族的深层记忆，学术是国家的精神和灵*，文献则是学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文化兴则民族兴，学术盛则国家强，文献整理则是学术、文化得以集中呈现和传承的重要保证。”《巴蜀全书》总编纂、《儒藏》主编舒大刚教授领衔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继承弘扬了蜀学传统，先后完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宋集珍本丛刊》等文献，近年还发起《儒藏》和《巴蜀全书》的编纂。
舒教授介绍说，《儒藏》系汇集保存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共收录文献余种，儒家的经典文献、研究成果、理论阐发和历史资料都将择要汇聚于此，堪称儒学之宝藏。《巴蜀全书》是四川建省以来规模最大、跨时最长、体例最新的文献调查、整理和出版工程，内容涉及山川地理、民俗风情、*治、*事、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技、医药等领域，号称“川版《四库全书》”。
舒大刚说，《巴蜀全书》和《儒藏》两大丛书尚不能完全收尽巴蜀文献，稿本、手抄本仍然未完全收集整理，特别是晚清民国文献亟待保护和再版，于是有了《蜀学珍稀文献丛刊》的出版。该丛书主要是对尚存“蜀学”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出版，包括再版已有刊本但并流行并不广泛的文献，但更倾注于收集整理那些未曾汇刊至今仍散落各处的成果，特别是要加强抢救至今面临虫鼠水火之厄的遗籍手稿。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舒大刚表示，文献是还原历史、传承学术的主要依据，团队将以《儒藏》铸其*,以《巴蜀全书》溯其源,以“珍稀文献”成其全，共筑文献大厦,为完整全面的学术文化史撰写提供完全的史料。
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关学文库》总主编刘学智看来，文献整理必须以学术为依据以理学为标准来进行精选。他说，“地方文库”与“地方文献”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是该地区文化积淀和历史的产物，反映的是某一地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与此不同，地方文库带有较强的专题性、较强的学术性，如陕西前几年启动的《陕西文献集成》就比较宽泛，相反，《关学文库》就带有较强的专题性和学术性，是对宋代以来由张载创立并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发展着的关中理学史上的文献编纂整理。类似地，《湖湘文库》《巴蜀全书》也有较强的专题性和学术性。
《贵州文库》第二批图书书封
刘学智表示，各地为了全面再现地方文献历史风貌的愿望是好的，但如果规模越来越多大、内容冗杂，也会背离编纂者的初衷。因此，如何处理好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和突出文献精粹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也就既健全“筋骨”又科学“瘦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
地方文库研讨会现场
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在全国首次举行地方文库联展及研讨会，集中呈现全国各地出版的地方文库成果，集群研讨地方文库发展路径及方向。8月29日，孔学堂书博会举行地方文库研讨会，《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关学文库》总编辑刘学智、《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朱汉民、《荆楚文库》编辑部主任周百义、《遵义丛书》副主编曾祥铣等出现在高章典册上的名字，齐聚孔学堂，围绕“九州聚珍·美美与共”的主题，就地方文库编纂的现状、地方文库数字化转化和文化传播的路径等问题展开经验交流。
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新世纪以来，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各省市纷纷编纂出版了本省的大型文献丛书。尽揽巴蜀人文精神的《巴蜀全书》、延续关学精神的《关学文库》、聚集楚天湘地精神灵气的《湖湘文库》、承荆襄文明铸当代湖北文脉士气的《荆楚文库》、深入探究诠释巴渝历史与民风的《巴渝文库》、探索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新方式的《广州大典》、囊括贵州地域精品力作的经典集成《贵州文库》、录古今遵义地域珍本文献的《遵义丛书》等地方文库的问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
研讨会倡议成立地方文库编辑出版协作体，用更加开放进取的眼光审视区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通过构建地方文库出版开放性平台，推进地方文库项目间交流合作，实现各地地方文库编辑出版工作资源共享、人才共享、协同发展。
一、贵州：挟长补短并驾齐驱
“和周边的省份相比，贵州建省也晚，是文献的小省。但贵州文献承载的贵州文化精神，却并不薄弱。”研讨会上，《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先生率先发言。他说，有一群人在黔地这片土地上活出了精神气，这是不应忘记、值得传承的。
顾久提到了贵州乡贤丁宝桢及其《丁文诚公家信》，说丁宝桢不仅是一位能吏，改革川黔盐*，成效显著，提倡洋务运动，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而且更是一名清官，另一方面，从丁宝桢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到出。《丁文诚公家信》是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信，信中丁宝桢常告诫儿子，即使家中再缺钱粮，也“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做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家贫无法入殓，还是靠乡人“众筹”下葬。“一批像丁宝桢的贵州先贤，走出大山，心怀家国，体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温度和厚度。”他说。
在顾久看来，贵州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挖掘，则有赖于乡邦文献进一步的整理。他回忆了民国《黔南丛书》《贵州通志》的主持者任可澄在修志修书的艰难历程。“任可澄编印《黔南丛书》，其目的是想与中原比较，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而可以‘挟长补短’。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与此同时，任可澄还说，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人应该站出来，争取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顾久先生将贵州先贤任可澄“挟长补短并驾齐驱”的八字精神，当作《贵州文库》的修撰方向。
年3月启动的《贵州文库》，是贵州建省六百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被视为一部“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的大型文献集成，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少数民族文献，还有汉译外国贵州研究著作。打造的标准只有一个：回望前六百年，不负先贤；展望后一百年，无愧后人。“系统整理贵州建省六百年来历史文化文献资源，形成本地古籍文献经典集成，我们不能等到一百年后被人诟病。”顾久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
《贵州文库》第二批图书书封
“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年，《遵义文丛》的动议刚刚提出来时，相关的负责人统计了如下一组数据：“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记载，遵义从古至清代，共有各类著述种，仅明清时期，就有经部67种，史部种，子部71种，集部种，合计种，占贵州全省同期总数的四分之一。清代中后期形成的‘三滩文化’的郑、莫、黎三氏，21位作者有著述种，其中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达63种。”由此可见遵义文化的分量。三年后，《遵义文丛》正式立项，这是遵义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整理古籍资料。年8月，《遵义丛书》出版，最终成书卷，影印古籍文献种，撰写古籍内容提要篇，存目46种，丛书品种丰富多样，不乏珍贵刻本、稿本、钞本、批校本，集遵义历代著述之大成。
二、全国:九州聚珍美美与共
“文化是民族的深层记忆，学术是国家的精神和灵*，文献则是学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文化兴则民族兴，学术盛则国家强，文献整理则是学术、文化得以集中呈现和传承的重要保证。”《巴蜀全书》总编纂、《儒藏》主编舒大刚教授领衔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继承弘扬了蜀学传统，先后完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宋集珍本丛刊》等文献，近年还发起《儒藏》和《巴蜀全书》的编纂。
舒教授介绍说，《儒藏》系汇集保存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共收录文献余种，儒家的经典文献、研究成果、理论阐发和历史资料都将择要汇聚于此，堪称儒学之宝藏。《巴蜀全书》是四川建省以来规模最大、跨时最长、体例最新的文献调查、整理和出版工程，内容涉及山川地理、民俗风情、*治、*事、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技、医药等领域，号称“川版《四库全书》”。
舒大刚说，《巴蜀全书》和《儒藏》两大丛书尚不能完全收尽巴蜀文献，稿本、手抄本仍然未完全收集整理，特别是晚清民国文献亟待保护和再版，于是有了《蜀学珍稀文献丛刊》的出版。该丛书主要是对尚存“蜀学”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出版，包括再版已有刊本但并流行并不广泛的文献，但更倾注于收集整理那些未曾汇刊至今仍散落各处的成果，特别是要加强抢救至今面临虫鼠水火之厄的遗籍手稿。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舒大刚表示，文献是还原历史、传承学术的主要依据，团队将以《儒藏》铸其*,以《巴蜀全书》溯其源,以“珍稀文献”成其全，共筑文献大厦,为完整全面的学术文化史撰写提供完全的史料。
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关学文库》总主编刘学智看来，文献整理必须以学术为依据以理学为标准来进行精选。他说，“地方文库”与“地方文献”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是该地区文化积淀和历史的产物，反映的是某一地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与此不同，地方文库带有较强的专题性、较强的学术性，如陕西前几年启动的《陕西文献集成》就比较宽泛，相反，《关学文库》就带有较强的专题性和学术性，是对宋代以来由张载创立并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发展着的关中理学史上的文献编纂整理。类似地，《湖湘文库》《巴蜀全书》也有较强的专题性和学术性。
《贵州文库》第二批图书书封
刘学智表示，各地为了全面再现地方文献历史风貌的愿望是好的，但如果规模越来越多大、内容冗杂，也会背离编纂者的初衷。因此，如何处理好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和突出文献精粹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也就既健全“筋骨”又科学“瘦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