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立
说起传家宝，人们自然会想到历史悠久的文物或是世代相传的金银珠宝。我家的传家宝，却是一本红军卫生学校的医用教科书。文物既有收藏价值，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我家这本医学课本，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它基本丧失了原有的作用。
（中央红军卫生学校教科书，伴随老红军林金亮走过了革命一生）
落后的诊断、过时的药品、多年不用的拉丁文药名，它就是一本普通的旧医学书。但是，在我们家人的眼里，它是个宝贝。这本书跟着我父亲走过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本书是父亲从事我军卫生工作的见证，父亲对它不离不弃，它陪伴我的父亲走过了他的一生。这本书，记载着他一生的艰辛和苦难，承载着他一生的荣光与梦想，寄托着父亲对后人的重托与希望。
一
我的父亲林金亮，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发坑村，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红十二军警卫连班长、排长、连长，他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多次立功受奖，但也三次负伤住院。
最后一次负伤后，他住医院，因略识中草药，常带伤帮助药工整理或切制药材。伤愈后，院长罗化成将我父亲留院任文书，后调药厂任管理员。年1月，经罗院长推荐，我父亲与药厂药工班班长、才溪老乡阙森华一起，赴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在卫校就读的还有才溪老乡林茂（他是由其所在部队推荐和考试入学的）。从此，这三位校友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卫生事业，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发展、辉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位福建老红军在济南合影。王香雄（左一）原济空副司令员，林金亮（左二）阙森华（左三）原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这三位都是上杭才溪老乡。潘振华（右一）原中国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福建省武平县人））
父亲常说，自己是贫农的孩子，只有三年的私塾文化底子，三年苦战，三次负伤，三次提级，还保送上过红军彭杨军政学校（现国防大学前身）。但从入卫校拿到教科书那天开始，成了他一生从医的开端。本来祖上几代都是乡里的土郎中，靠几本祖传中医书，为乡民们除病祛疫，深受乡亲们的爱戴，至今还流传着爷爷治病救人的许多故事。我父亲从小受到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了从医的念头，并在耳濡目染中学了点识药用药的小常识。当他领到属于自己的医学课本时，就坚定信念，决心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出个样子来，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红色军医，为革命出力，为伤病员服务，为家乡父老乡亲增光。
当面对着一本本教科书，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沉重，这些工农子弟，虽然年龄都在20岁左右，但文化水平却很低，数学不懂分数，拉丁语没见过ABC字母。面对病理学、药理学、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十多门教材，以及军医班还要学常用的医用德语和日语，政治课、军体课一门也不能少。对他们来说，门门都是“碉堡”，科科都是“山头”。在学校“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号召下，教员本着“教最常见病，教最常用药，学员听不懂，教员就做给学员看”的原则教学。父亲和同学们相互帮助，刻苦学习，攻克了一个个基础学科阵地。
正准备向内外科主阵地进攻时，第五次反围剿前线传来了失利的消息，领导命令大家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转到何处，要走多远，何时回来，谁也不知道。
视书如命的父亲深知路远无轻载的道理，面对一本本教科书，是留下来，还是带在身边，是他入学以来遇到的一次艰难抉择。思考几天后，他决定放弃考过的书，完整保留尚未开课的书，把在学课本的封面、封底全撕掉，书的空白边角也全部剪掉，只保留书的基本内容。精简之后，我父亲带着一挎包书，踏上了万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二
长征开始后，父亲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卫生部任医助，协助医疗队做抢救伤员工作。到达遵义后，被分配到军团卫生部收容队工作。也就是从四渡赤水战役起，他开始独自带领几名战士，从事医疗工作。
在黔西北这片红色热土上，留下了父亲的战斗足迹。在红五军团历次战斗中，他抢救过负伤的红军战士，动员过当地老乡抬担架，安葬过牺牲战士的遗体。他把红军伤病员安置在老乡家中时，对当地的老百姓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把打土豪和缴获敌人的钱粮药品，分送给了寄放伤病员的农户家中，他与赤水河畔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父亲在晚年时，还时常怀念被他安置过和被他安葬过的战友。
父亲曾多次自豪地对我们说过，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的铁屁股，收容队就是铁屁股的屁股，我们的后面只剩侦察员了。白天收容安置伤病员，晚上还要防止敌人偷袭，一天到晚都在紧张战斗。特别困难的是，他们收容队每个人的负重，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红军战士。当时，我父亲身上除了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口粮和个人用品外，还要背负两至三个人的口粮及部分大洋和药品，用于救治和安置伤员。民工告急时还要抬担架。
为了做好收容工作，只能减轻个人用品。来五军团前，卫校教员说：“到了根据地，还要复课考试。”父亲只能利用战斗间隙，把学习的课本复习一本丢一本。过草地时，只剩下尚未开课的几本教科书了。
苦难的岁月，深深的阶级仇恨，激励着父亲要尽快投身到救死扶伤的战斗中去。尽快学会和掌握专业知识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对医用教科书价值的认识，他产生了从爱不释手到视同生命的思想转化。正因为如此，我父亲带着这些教科书，血战湘江没有丢，突破乌江，四渡赤水没有丢，三爬雪山、两过草地也没有丢，只因他期待着红军卫生学校重新复课的那一天。
三
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时，卫校曾短暂在教会学校里开过课，大部分学员还是第一次在有明亮电灯的教室中上课，但只有少部分学员还带着教科书。
年6月，在川西松岗喇嘛寺，红军卫校又复课了。当时教员已不全是原班人马，有些是从各部抽调来的，其中就有卫校一期毕业生江一真。开课第一天，卫校教育长孙仪之问返校的学员中谁还有教科书？当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举手说：“我有。”孙老师说：“那就不客气了，先借给我备课用吧！”
从此开始，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他都认为这本教科书，是世上的“唯一”。
孙仪之是当时在校的老师中学历较高的，他曾就读青岛教会办的医学院，本科毕业后从军，在国民党第52师任少校医官。年，在反围剿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后参加了工农红军，任卫校教员。就因这本“唯一”的教科书，使他和我父亲师生之间，建立了多年的深厚友谊。
孙仪之不仅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还担负最重的两门课程—病理学和内科学的主讲。孙仪之不仅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备课的笔迹，还和其他教员一起，利用这本书编写了新的教材。克服了缺纸少墨的困难，少量的油印发给学员学习。同学们为了多学点知识，纷纷传阅我父亲这本教科书。在教科书上，也同样留下了同学们的笔迹。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该书的破损和缺失。
紧张学习了四个月后，严峻的战场形势，又迫使同学们回到原战斗岗位。父亲继续怀揣这本教科书，又继续更为艰苦的长征。
年1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延安附近的闫店子村，卫校最后一次复课，能回来复课的同学已不足三分之一。三个月后，我父亲从卫校毕业，被分医院任主治军医。
这本教科书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不仅成了我父亲日后随身携带的参考书目，更是他一直贴身珍藏那段刻骨铭心历史的宝书。
年6月14日，该书的主人匆匆离世，虽然父亲对书留下了不少故事，但对这本书的真实性，却少了一个人证。父亲曾说该书是世上的唯一。父亲留给我们这本世上唯一的是什么书呢？该书目录前的几页和书尾内容之外的后几页全无，也就说该书无书名、无作者、无出版社、无前言、无后记、无年代，可以说除了医学内容外什么都缺！但多了旧牛皮纸包的书皮，书皮外又贴上了一层粗糙的旧军装布，给人看到的是沧桑与硝烟。这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很大的求真空间。
四
年春天，我们在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文章，说遵义有位市民，把家中收藏的一本红军医书，捐给了刚刚扩建的遵义会议纪念馆。
看到这篇文章，我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给捐献者李仲猷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我家这本医书的目录抄写给他。李先生很快就回了信，从信中了解到：李先生原是遵义某中学的语文教员，当时在遵义地区教育局做某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信中说：“你保存的这本书有传染病学、呼吸病学、消化病学3章，共36章。我献的那本书叫《实用内科学》，里面也有这3章，共37章，两书篇目相同，只是相差1章（也可能是我记错了）。
还写道：“我的这本《实用内科学》是道林纸石印线装书，你保存的那本不知是不是一样？如果是，则肯定是同一版本无疑。”并写道：“我献的这本书，正文前有《书头话》，作者署名真志，年3月10日于茶岭，为了使你具体核对，现寄上我献书时所拍的第1页照片，两书序言一对，就清楚了。我这本书第1页缺了一角。‘书头话’是我根据该书对折骑缝上的字写上的，如两书相同，望回信时将第1行的缺字告诉一下，以便补充完整。”
（李仲猷老师的来信）
收到李仲猷老师的来信，我心潮澎湃，真想马上见到李老师，看到那本红军医书。可惜我家那本书没存有书头话，无法与他的书“一对”，更不能为其补缺。我只能前往遵义亲自为我们家的传家宝寻找物证，为其正名，恢复其红军医书的荣誉。当年8月份，我就请假去了遵义，在李老师的引荐下，见到了那本静静摆放在纪念馆的红军医书《实用内科学》。结果，跟我家的这本几乎一样，只能说可能不是一次印刷出版的。那么，李老师家没人参加红军，这本书又是从何而来呢？
（遵义市捐赠医书李仲猷老师与作者的合影）
原来，李老师的父亲是一名在遵义开诊所的老中医。当年红军攻占遵义后，一位红军战士（也可能是卫校的学员）负伤来到李老师的父亲开的诊所，受到老中医认真的治疗，在疗伤期间，红军伤员说他也是学医的，因有共同语言谈得十分融洽。这位红军战士出发前，便对李老师的父亲说：“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用上它。现在我把这本医书送给你，你可能用得上，算留做个纪念吧！”说着，就把这本《实用内科学》送给了李老师的父亲。
李家将这本红军医书视为传家宝，为防反动派“查究”，把书混藏在医书柜里，父子两代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保存了下来。老中医去世后，该医书转由李仲猷老师珍藏。年，李仲猷老师把他父亲遗留下的这本医书无偿捐赠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当时被定为国家二级革命文物。
在遵义纪念馆，我亲眼见到这件文物，从目录和内容初步来看，可以说完全是同一版本的红军医书。虽然我们家的传家宝不再是世上唯一，但有了遵义纪念馆这部医书作为旁证，我们知道了该的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明确了这本宝书的真实身份，都是中央红军卫生学校编印的教科书《实用内科学》上册。
五
红军卫校从年1月成立，到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前，在五年半的时间内共招收了8期学员，共计余人。1至5期在中央苏区毕业。6、7、8期学员都是在延安红军卫校毕业。全部分配到全军各部队，他们是我党我军自己培养起来的卫生干部，经过革命战争的锤炼和成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军卫生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成了国家、军队卫生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20多位，如张汝光、江一真、游胜华、阙森华、涂通今，林茂、黄乎等。特别应提到的是，这所八路军卫生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成了开办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曾经毕业于红军卫校的阙森华学员成了他母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
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培养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从这部教科书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我父亲多次听校领导在大会上说，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在大会上讲：“红军队伍在扩大，部队急需充实更多的卫生人员，办卫校的目的就是培养无产阶级医务人才，必须招收红军中的工农子弟入校学习。”在教科书的书头话（前言）中明确指出：“教材要‘浅显白话文’‘理论通俗化’‘取材宜于选精择要’，还要向学员们多输入新的知识与新的疗法。”这种全新的教育目的、教学理念和教育对象，是对旧教育制度的彻底批判与改造。所以这个学校是我党我军开办的第一个讲授高等专科知识的院校，它开创性地为新中国专科院校的建校思想和理论作出初步探索与实践。
红军卫生学校的创办，开创了新的招生模式，摈弃了旧制度时按考分录取或凭金钱入学规定。即学员必须具有基层锻炼经历，并通过基层组织推荐，再经过文化考试方能录取。如第一期被推荐的多人中，通过文化考试只录取了19个人为正式学员，另外还有6名旁听生。这种招生方式不仅保证了学员的文化素质较高，更能保证学员的政治素质过硬。特别是第6、7、8期学员，开课时在瑞金，毕业时在延安。经过长征的考验，招来时就攻文化堡垒，下放时就破敌人防线，他们是一批特别能战斗的红色白衣战士。
这个学校的创办，也必须依靠一批信仰坚定、专业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在这个问题上我父亲多次说过，从校长到教员个个都了不起！第一任校长由时任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兼（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第一任副部长，部长是李德全女士，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同时贺部长还兼任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将）。贺部长毕业于北大医学部本科。第二任校长由时任医政局局长陈志方兼任，他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第三任校长由时任校教务主任的彭龙伯担任，他曾先在日本学医，之后党中央又派他去苏联留学学医（同去苏联留学学医的还王立中，唐义贞教员），归国后，医院任医务主任。他们都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老革命。
同时还吸纳了部分有真才实学被俘旧军队的医官任教员，如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军医李治，上海医学院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校长，少将军衔）；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卫生队长孙仪之，他毕业于青岛教会医学院，长征开课时任教务长（之后曾任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少将军衔）。“老革命”和“新革命”同上一个讲台，教授同一班学生，这是我党军校发展史上非常亮眼的一个特点。而且学员中还有来自俘虏他们的部队成员。
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土包子”被教育成革命的知识分子，旧军人、旧知识分子被融入于工农红军之中，孙仪之同志就是典型的一个。孙波告诉我，他父亲孙仪之被俘后，毛主席以保持他旧军队的原薪（月薪60个现大洋），动员他参加红军当了军医。他来到部队后不久，看到红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师以上干部的薪资每个月也只有5元。对这样一个全新军队，他深受感动和佩服。开始他对师生们说，谁需用钱就从我枕头下面拿，不用告诉我。月末如有剩余，他要么和大家一齐去打牙祭，要么买些日常用品分发给大家。后来，他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放弃高薪，只领同级教员几元钱的薪酬，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这批最早的“解放战士”成了卫校的教学骨干，通过长征的锻炼和实践，最终成为新中国卫生战线的栋梁。
在全新的学校里，有全新的教师队伍和学员，必然有全新的教科书和教学方式。翻阅这本教科书的正文，石板印刷的横排小楷字体，在近九十年前印刷品中是不多见的，那时印刷品主要是老式竖排字，再加杂着有近四分之一的手写体拉丁文的书就更不多见了。但从本书章节目录中看出，这是一部西医《实用内科学》上册。细看主要条目，发现本书把《传染病学》纳入《实用内科学》教材中，同时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篇也收入本教材。
可见年轻的红军部队内科主要疾病的威胁来自这三大类。而把传染病作为内科学的第一篇来教授，说明当时把传染病定为三大类疾病威胁之首。可见我党我军早在建军初期就十分重视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了。联想我国现在执行全民接种疫苗，“动态清零”抗击新冠病毒的政策是有历史渊源的，执行“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卫生总方针是一贯的毫不动摇的。再细看正文，发现在传染科篇里用拉丁语单词写到：choLera和maLaria，直译为吐泻病和间歇热。但本书特别注明：“应从中医的名称，译为霍乱和疟疾”。
（教材书明确记载，中药可在西医处方里用，见证了我党中西医相结合政策的历史事实）
不仅在病名作了西医中国化的尝试，而且在众多的西药处方里出现了大量的中草药制剂，如甘草、橙皮、陈皮、曼佗萝、五倍子、远志根、生姜粉、薄荷、芦荟、大黄等等。甚至还有中国民间验方，如为了解决肠道寄生虫病用石榴皮、南瓜籽、巴豆组方作驱虫药。所有中草药名称后都注有拉丁文名称，中药名也作出西医化的注解。在《实用内科学》存在着中西医结合的实例，也可推测在整套红军教科书中也应该是普通现象。
这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当时红军正规医学院校的教科书上？“书头话”告诉我们：作者编写军医学校的教材是在“时间匆忙，教务紧张，参考材料缺乏”的条件下工作，本着必须“割弃资产阶级教育外套，抛弃无味的花样文章，拔取科学真髓，有切于实际应用的知识，创造性培养红色医务人才”的宗旨。从教科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卫校教职员工们，是如何实事求是依据苏区的艰苦条件办学和遵照党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针，去编写适合工农红军特色的全新的教科书。
六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曾说过在草地重新开学时，孙仪之教育长借过你的书，怎么证明呢？”他打开这本教科书，找到有红字的那页指着说：“这是孙仪之的字。”并讲到从这页开始，后半部书都是他备课时写的笔迹。这些笔迹大至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对重要章节他添加了部分条目，第二类对部分章节或文字作了必要的删除，第三类是对部分文章用语用词作了必要修改或补充。他一一指给我看，并说这些添加、删改、补充、修正不是我们初学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些学员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我父亲的眉批：凡红笔字都是孙仪之写的。此页见证了师生共用一书的事实。）
我说：这么重要的笔迹，你不说谁也不知道，最好能有个记载才好。父亲二话不说，随手在本页上方空白处写下了：凡红笔字都是孙仪之写的。他还告诉我说：“我上过老学究式的私塾，上过严苛到说一不二的军事院校（红军彭杨军政学校），但从未上过循循善诱传道、授业、解惑的卫校，使我稳步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而自豪的从医之路。我终生都感谢卫校，感谢卫校的老师们。”
卫校教员授课不局限在课本上，而更多的是联系实际。红军战士都知道，卫校集中了全军顶尖的医学人才，凡行军至卫校所在地，都纷纷来驻地寻医问药，特别是随队卫生工作者更是把疑难杂症病人送来问诊。教员就顺势开办现场教学，边诊病边教学，边治疗边请学员当助手。逐渐在教员的指导下，我父亲也从简单的手术学起，逐渐可以独立做些较大手术了。从此至抗战前夕，他曾经为40多名红军伤员做过外科手术。在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中，学员们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父亲还告诉我，在老师主持召开的学习讨论会上，还把学员自己下部队时医治过的伤病员的病况、处置方法、实际效果讲出来，由教员讲评，使我们理解得更深刻，记忆得更牢固，学习的兴趣更浓厚。因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动手的能力越来越强，就产生了像教员们一样当个好医生的信心。也为我两年后在抗日前线向我的第二个恩师诺尔曼·白求恩学习外科手术技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教学相长、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之后我在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手术观摩课时用过，在抗大七分校给学员上卫生课时用过，在河北军区卫生部给医护人员讲战伤救治，讲部队防疫，讲手术队建设等，就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都收到了较理想的效果。所以恩师孙仪之是我不能忘怀的人。
父亲一番话，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暗暗产生找机会去拜访孙仪之老将军的念头，代父亲去表达衷心的谢意。年11月，我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祭扫白求恩陵墓时，结识了孙仪之之子孙波，向他提出拜见孙老将军的请求，并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师生在长征路上，共用一本教科书的故事。孙波告诉我，其父去世多年，母亲还在，并希望我有机会去他家做客，拜访老阿姨。
年11月，我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白求恩来华抗战70周年大会。会后，我带着那本红军教科书，前往香山总后干休所孙老将军家拜访了老阿姨。我向老阿姨表示了晚辈的问候，向她展示了我带去的那本红军教科书，当翻开孙将军留有笔迹那几页书给她看时，老阿姨眼前一亮，她说：“这是他年轻时的笔迹，错不了！”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老阿姨的话印证了红军卫校在草地开课故事的真实性。她还向我讲了孙将军在延安时的故事。
(本文作者（左）与孙仪之夫人（中）及孙仪之之子孙波（右一）合影）
虽然老阿姨没有讲出多少关于红军卫校和教科书的故事，但沉淀在红军教科书上的革命历史事实已非常厚重了，它的存世故事体现着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着红军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长征精神，体现着老一代红色医务工作者为革命而学习专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革命精神。
（白求恩对面的医生为作者父亲林金亮）
我的父亲也多次说到，他的第二个恩师白求恩要求他的学生不仅要有会动手术的能力，也要掌握踏实的理论知识，鼓励大家努力认真自学。据父亲回忆，白求恩也见过此书，那是医院，当他看到我在抽空学习此书时，他也拿过去认真地翻阅了一下。我向他介绍了该教科书的来历，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虽然不认识汉字，但非常熟悉书中的拉丁文，都是医用和药用的专业词语。他看到红军当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创办红军卫生学校，出版如此正规的医学教科书，培养了一批红军医务骨干队伍十分佩服和赞赏。红军创办卫生学校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他，鼓舞了他。
白求恩本来打算在回国前要为军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一批卫生人才。他立即着手加快了办校的工作进度。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正式成立了。为了传承红军卫校的办校精神，由原红军卫校一期高才生、曾在红军卫校留校任教的江一真同志担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省长、国家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成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由白求恩推荐我父亲医院，医院。（该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医院医院）。不得不说我的母亲李长龄，她是白求恩学校护士班第一期的毕业生，也是为数不多聆听过白求恩讲过课的学员之一。我母亲年，在她的家乡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神北村参加革命。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母亲李长龄白求恩卫生学校毕业证）
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9月，进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正式成为八路军卫生战线上卫生工作者。
后来，这本教科书也成了我母亲从医路上必读的辅导材料之一。不久，父亲调任军区卫生巡视团任副主任后，院长由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医生柯棣华担任。而我父亲的手术台，也成了卫校学员们学习观摩外科手术的教学基地。从此，红军卫校精神加上白求恩精神，就成了新中国医学院校永恒不变的办校初心和校魂。
（本文作者父母合影）
七
年3月，上杭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的张东瑞老师，将他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拍摄的同一版本的红军卫校教科书照片给我看，使我非常激动。从照片来看，该书品相完整，字迹清楚，从文物角度来说它十分完美。这是留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红色文物，如有机会，我真想前往瑞金一睹其风采。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
年10月，重访长征路的记者在山东《齐鲁晚报》报导说：在四川省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纪念馆也征集到一本红军卫校教科书，但没说是哪一科哪一版本的书。当时也引起了我想前去探秘的兴趣。后来从网上得知，这是当地一个叫胡大成的土郎中，因给一个红军战士医治战伤，而收到的谢礼。他的后人在年将这本书捐赠给了该馆。
（四川古蔺县太平渡四渡赤水陈列馆馆藏）
真是无巧不成书，又是同一版本的《实用内科学》教科书。本想结识一下贵馆专家，进一步了解宝书的故事，因无法取得联系方式，未能与古蔺太平渡馆联系上。却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的梁华老师联系上了。她是一个热心人，她很快将我介绍给了古蔺四渡赤水陈列馆的胡元炯馆长认识。胡馆长在山东当过兵，对山东很有感情。当他了解了我们家的传家宝后，就想抽空来济南目睹我家宝书的风采。他还向我介绍了该馆所珍藏的同一版本红军教科书的情况，并答应宝书照片拍好后发给我。
（云南省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馆藏教科书照片）
不久，胡馆长将宝书的照片发给我的同时，转告我一个特大的喜讯，那就是云南省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也藏有同一版本的红军医书！并发来了该馆宝书的照片和馆藏说明。虽然从照片上看该书破损较重，但能确定是红军卫校出版的《实用内科学》上册，且是毫无疑问。在红军医书的寻亲路上，能最后使＂五胞胎＂同文同框，梁华和胡元炯两位同志功不可没！
这样，同胞兄弟五本书，分别在江西瑞金、贵州遵义、四川古蔺、云南威信、山东济南，分布在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4个省，其中走完长征全程只有我父亲的这本书，现落脚在山东济南市。这样有了其它四本书的佐证，使我们家的珍贵传家宝更加完整真实了。
父亲留下来的这本书，虽然已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存世，但它仍然是唯一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一本书，也是陪伴一个老红军战士走到生命尽头的一本教科书。因此它更加绚丽夺目，更加珍贵。但遗憾的是卫校的教科书中不可能只有内科学上册，内科学下册和其他学科的教科书至今没有发现，这对研究红军卫生史，特别是红军卫校史是个缺憾。
此书虽然失去了主人，却成了与中国革命历史、红军卫生史、卫校发展史及一位红色卫生工作者的成长史紧密关联的真实物证。这本红军教科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专业功能逐渐失去，但它的红色宣教作用越发深重。它不仅是对当代医科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对广大青年朋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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